艾滋病一直以来是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的需要防治的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曾制定了95-95-95目标，即到2030年，95%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知道他们的艾滋病毒状况，95%的人知道他们是艾滋病毒阳性并接受治疗，95%的接受治疗的人已经抑制了病毒载量。然而，目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携带者不知道自己的血清状态，这一比例在中国男男性行为者(MSM)中更高(40%)，这无疑对实现这一目标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中国，由于男男性行为者对前往特定的艾滋病检测中心进行艾滋病检测存在强烈的排斥感，极大的降低了该人群中艾滋病检测的比例，是否有其他方法能够更好的促进男男性行为者进行艾滋病检测？针对这一问题，公共卫生学院张磊教授及其团队进行了回答，近日，其文章“Can Social Media-Based Self-testing Be a New Paradigm for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esting in China?”在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期刊发表，该期刊为传染病领域的领先期刊，主要涉及传染病学、公共卫生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等方面的研究，在2019年，该期刊的影响因子为8.313。张磊教授是该文章的通讯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是该文章的通讯作者单位。
该文章表示社交媒体与社区组织提供了艾滋病毒检测的替代平台，具有即时性、广泛的覆盖面和高度的互动性。社交媒体允许医疗保健提供者建立一种专业但保密的方式，可以与原本不透明的人群进行互动。社区组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参与可能会通过创造一个信任和善意的环境，在医疗保健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对于害怕暴露和不愿去特定的艾滋病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的个人特别有效。
与传统的HIV自我检测(HIVST)策略相比，基于社交媒体的HIVST可能会更好的加强与艾滋病毒医疗保健提供者的联系。目前的HIVST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MSM在线或通过自动售货机购买检测套件。检测之后由于认识不足和缺乏艾滋病毒知识，大部分人并未进行进一步的艾滋病的治疗和护理。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交媒体在鼓励艾滋病毒检测和提供艾滋病毒检测服务和传播艾滋病毒信息方面是有效的。
当然基于社交媒体的HIVST模式的成功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取决于有效的分配策略。有研究表明，只有不到40%的“索引者”成功地将自测工具包分发给了他们的社交联系人。HIVST工具包的二次分发是否有效可能取决于“索引者”的社会网络半径，以及“索引者”通过他们的社交网络分发HIVST工具包的意愿，后者尤其重要。基于此，要想达到良好的效果还需要采用一些其他手段来减少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
总之，基于社交媒体的HIVST在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能会成为越来越多人接受的艾滋病毒检测和监测策略。
张磊教授主要从事公共卫生与数学、统计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已有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Lancet HIV、Genetics in Medicine等国际高影响力杂志。其于2006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莫纳什大学任职，是WHO特聘顾问。2018年7月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A类，同年11月正式入职公共卫生学院。
原文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cid/advance-article/doi/10.1093/cid/ciaa817/5862656
